一年前，Jean Baptiste Gensley 从长途巴士上走下，背着一个小背包，来到墨西哥南部边境城市塔帕丘拉。他带着疲惫的身体，也带着结束流离生活的期待。
在海地，他是一名37岁的电台记者兼社会工作者，长期关注并报道帮派暴力对首都社区的影响。随着他的调查促使警方介入，帮派成员盯上了他的活动区域。
2024年11月，随着首都暴力升级，帮派闯入了他所在的住所区。“他们烧了电台、烧了我的家，周边的许多东西都被毁掉。”他在塔帕丘拉接受采访时回忆，连他的狗也被杀害。
为了安全，他离开了海地，把妻子和11岁的儿子暂时托付给邻国多米尼加共和国后单独出走。他走乡间小路，付钱给中介辗转到蓬塔卡纳，再从那里飞往厄瓜多尔的基多，然后辗转到萨尔瓦多，靠长途汽车、私家车和机车的后座向北行进，最终进入墨西哥。
他原本把美国作为目标，但随着美方移民和庇护政策趋紧，以及对难民接纳名额的大幅削减，他判断在墨西哥定居更现实。抵达塔帕丘拉四天后，他向墨西哥难民事务委员会（Comar）登记，获告知有机会取得居留和工作许可，但随后数月几乎没有任何进展，把他和许多与他一样的人困在了漫长的不确定中。
与此同时，救助体系也在收紧。美国政府削减对国际援助的拨款，影响到对墨西哥的联合国难民署（UNHCR）资助。UNHCR曾承担墨西哥援助的大部分资金支持，资金断裂后，不少收容所被迫关闭，Comar 也因依赖联合国资助而难以维持正常运作，寻求庇护的人面临的程序停滞和服务减少愈发严重。
对讲克里奥尔语或法语的海地人来说，后果尤其明显。Comar 因预算紧缩不得不裁减包括口译在内的工作人员，许多海地申请者因此无法顺利完成面谈或提交材料，原本法律上大约45天到90天可办结的程序，常常被延长数月甚至更久。
塔帕丘拉街头聚集着成群的海地人：有人在公园或菜市场卖饮料和炸鱼，也有人在墨西哥商贩的小摊帮忙。新到者互相扶持，形成松散的社区网络，分享信息与生计诀窍。通过社交媒体，一些海地博主和内容创作者也在为同行提供实用指南和支持。
北上到蒂华纳的海地社区则展示了另一种可能性。许多早期移民在那座靠近美方边境的城市扎根，开店、上学、取得公民或长期居留。像在蒂华纳经营餐馆的 Vivianne Petit Frére，学会了西班牙语并通过小本生意连接起社区资源，餐馆成了海地文化和互助信息的据点。
对于像 Gensley 这样的人，墨西哥既有希望也有阻碍。九个月的等待后，他终于接到面谈并获批难民申请，现在他正努力在塔胡拉或提华纳寻找更稳定的工作，期待早日与家人团聚，但何时能实现仍不得而知。
总体来看，资金削减与外部政治压力使得原本就脆弱的移民与庇护体系雪上加霜。尽管困难重重，墨西哥仍能为许多逃离暴力与贫困的人提供相对的安身之所，只是要把短期安全转化为长期稳定，还需要更多资源与更顺畅的程序支持。
报道／撰文：安托特报员
(内文照片来自GOOG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