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托特报员
自1月1日起，中国对避孕用品征收13%销售税，同时将育儿服务免征增值税。此次税制调整取消了自1994年以来的一些豁免条款，婚姻服务和养老护理等项目也被列为免税范围，这一变化是更大范围改革的一部分。
当局同时推出延长育儿假和现金补贴等配套措施，旨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增速放缓，鼓励更多年轻人结婚生子。
官方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已连续三年减少，2024年新生儿仅有954万左右，约为十年前放宽生育限制时的一半左右。
对避孕用品征税引发了公众担忧和嘲讽：有人担心会导致非意愿怀孕和艾滋病等公共卫生问题，也有网友戏谑要提前囤货以应对价格上调。
研究机构指出，中国抚养孩子的成本居高不下。北京玉娃人口研究所2024年的报告认为，激烈的升学竞争和女性在工作与育儿之间的平衡难题，是推高育儿支出的重要因素。
经济放缓、房地产危机侵蚀储蓄，也让许多家庭、尤其是年轻人对未来信心不足，影响生育意愿。
来自河南的36岁父亲罗先生表示，他只想要一个孩子，价格上调对他影响不大，把避孕用品的涨价比作地铁票价的小幅上调，称“几块钱不会改变人的决策”。
而西安的赵女士担心，必需的避孕用品变贵，可能会让学生或经济困难的人群“冒险”，这是政策最令人担忧的潜在后果。
人口学者易富贤认为，对避孕套征税对出生率的影响被过度解读，他认为此举更多是财政层面的考虑。去年中国的增值税收入接近一万亿美元，占税收结构的相当大一部分。
美国智库的亨丽埃塔·莱文则称，这类税改在象征意义上显示出北京希望提高出生率，但能否通过地方政府落实相关补贴还有疑问；若措施被视为过度干预私生活，可能适得其反。
近期有媒体报道个别地区官员主动询问女性的月经和生育计划，引发公众不满；政府介入私人生活的方式，反而损害了形象。
观察人士指出，除了政策因素，更深层的社会变迁在影响年轻人的生育选择——育儿负担主要落在女性身上，结婚和约会的减少、社交方式的改变，以及更高的社会压力，都在抑制生育意愿。部分人认为，网络和自我满足方式的普及，反映出年轻人在人际联系上更趋回避。
稿件：安托特报员
(内文照片来自GOOG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