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被称作种族隔离政策重压下的时代，即便如杜克·艾灵顿、康特·贝西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这样的音乐巨匠也没能完全免受南部乡村恐怖种族暴力的侵害。然而，铁路，尤其是优雅的普尔曼卧铺车厢，却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远离家乡的家”。
爵士迷们都知道，这些音乐大师对火车有着无法抑制的热爱，特别是那些载着他们在全国巡演的普尔曼车厢。在这些豪华的卧铺车厢内，非洲裔美国侍者为音乐家擦亮了鞋子，给他们提供解宿醉的照料，甚至为他们理发、送上薄荷梅斯酒或威尔士干酪——这样的服务与那些富有的白人旅客无异。
作为回报，这些音乐家们创作了那些著名的火车颂歌，比如杜克创作的激情澎湃的《Happy Go Lucky Local》，康特对《超级酋长》的致敬曲，以及萨奇莫罗曼蒂克的**_《Mail Train Blues》_**。不过，少有人理解这些爵士传奇不仅热衷铁路，更热爱乔治·普尔曼的卧铺车厢的真正原因：它们救他们脱离了恐怖暴力的威胁。
在种族隔离法盛行的时代，黑人的活动被严格限制，他们在学校、公园、饮用水设施和洗手间等公共设施上享有的是不同于白人的不平等待遇。而在南方的城市，在找寻饮食住宿时，一点小差错便可能招来怒骂，甚至于殴打乃至更为可怕的种族暴力。即便是这些音乐大师的名声也无法让他们免遭这种威胁。唯有在普尔曼车厢上，他们内外都由黑人侍者服务，才能够在旅行途中真正得到放松。
“为了不惹上麻烦，我常租下两节普尔曼卧铺车厢和一节70尺长的行李车厢。”艾灵顿在他的1973年回忆录《音乐是我的情人》中这样写道。“无论走到南方的哪个地方，我们都住在车厢中。”
康特·贝西乐团也响应了这一选择。乘坐时髦的普尔曼车厢，“是我乐在其中的小确幸，”贝西在他1985年的自传《Good Morning Blues》中说道。“很多时候我都不去上床睡觉，而是整晚坐在窗边，看着火车从一个地方到达另一个地方。那对我来说就是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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