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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中国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计划于2025年启动扩大“以旧换新”计划，以促进消费。此前，中国在2024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上，将“提振消费”定为2025年首要经济任务。这一举措是否意味着中国正在改变长期以来“重投资、轻消费”的政策倾向？这些刺激政策能否有效拉动消费？为此，《纵深视角》采访了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商学院教授史鹤凌博士。
北京在重视消费了吗？
自2012年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历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几乎都涉及到“提振消费”，但实际上，中国的政策仍然以“重投资轻消费”为主导。史鹤凌教授认为，最近的经济工作会议将“提振消费”列为首要任务，体现出政策重心开始转移，这与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密不可分。
在《纵深视角》的采访中，史教授分析了中国经济曾主要依靠出口和公共投资。然而，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的出口面临困境。同时，公共投资的边际效益迅速下降，加之政府债务问题严峻，靠公共投资拉动经济的路径也已走到尽头。当“经济三驾马车”中的前两者无力时，“消费”自然成为中国经济走出困境的唯一希望。
一直以来，中国面临着消费不足的问题。当前，中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例约为38%，而在已发达国家，这一比例通常在60%到70%之间。自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的经济形势恶化，“消费降级”的趋势愈加显著。众多中外经济学家不断提醒中国政府应更加注重消费，尤其是改变过度投资挤占消费的局面，但一直未得到北京的积极响应。
史鹤凌教授指出，中国的决策者在消费问题上往往陷入误区。
他表示：“特别是中国的主要领导人，一提到消费，好像就是单纯的吃喝，纯粹浪费。因此他们的关注点仍集中在生产上。”
这一“重生产轻消费”的理念可以追溯到16-18世纪流行于欧洲的“重商主义”思潮。当时的重商主义者认为，生产是创造财富的途径，而消费仅是财富的消耗。在金本位时代，他们主张鼓励生产，出口产品以换取黄金。这一观念自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后遭到挑战。《国富论》中最重要的观点是以消费衡量国民财富程度，“消费是生产的唯一目的”。之后，重商主义思潮逐渐从西方历史舞台退去，取而代之的是“消费-生产平衡”的追求。但在亚洲，重商主义理念仍得以继承。过去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通过“生产加出口”获得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如今大部分亚洲国家已改变这种发展理念，而中国则仍尚未改变。
中国为何长期消费不足？
针对北京为何迟迟未能摆脱消费误区，外界有各种解读。一些学者认为，这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本质上是计划经济的思维。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集权政府而言，生产比消费更“可控”，而且政府似乎比人民更知道钱应花在哪。
史鹤凌教授认可这种观点。“计划经济的幽灵一直笼罩在中国上空，”在《纵深视角》采访中他说，“在美国，引导产业发展的，并不是国家的指引，而是人力资本自然发展的产物，随着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自然会产生需求和供给。”
此外，史鹤凌教授指出，消费不足还源于老百姓消费能力的欠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缺乏完善的医疗和养老制度，导致家庭因对未来的不确定感而大量储蓄；房价下降也进一步打击了消费意愿；更重要的是，“普通民众手中的钱确实不多”。
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比例约为48%，而美国这一比例约为80%，欧洲国家则在75%到78%之间。
“这涉及到居民收入分配的问题，”史教授解释，“尽管中国GDP总量位列全球第二，按PPP计算已居首，但由于分配不均，财富主要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手里钱很少，财富集中在体制内或幸运的一小部分人手中。”
另一个问题是北京不愿意“藏富于民”。史鹤凌教授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解释。
他说：“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事实上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然而在中国现有体制下，领导人想方设法阻止真正中产阶级的形成。因为一旦中产阶级形成，他们可能对政治地位提出要求。”
北京的刺激政策有效吗？
北京计划在3月份的两会期间公布2025年的经济路线图。此前，中国国务院在2024年3月发布《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提出新一轮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计划；2024年7月，中国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统筹安排大约3000亿元人民币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二新”；到2025年1月，中国发改委和财政部宣布扩大“以旧换新”计划，将更多家电纳入补贴范围。在1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官员表示，政府迄今已拨款810亿元支持2025年消费。
中国官方称这些政策“成效初显”。不过中国国家统计局在1月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年CPI仅上涨0.2%。报道称，“接近零的CPI升幅显示，决策者在振兴低迷消费支出方面仍面临挑战。”
除了财政政策，北京也计划动用更多货币政策工具。在2024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上，将货币政策由“稳健”改为“适度宽松”，这是14年来首次。中国人民银行在2025年1月3日至4日召开的年度工作会议后，表示将“择机降准降息”。
对此，史鹤凌教授认为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未必行之有效，因为目前中国经济体内流通的货币量已是GDP的三倍，但资金都在银行“空转”。也就是说，银行中有很多钱但贷不出去，因为“消费能力不足、出口受阻、对中国前景的悲观”这三大因素使企业即便贷款成本降低也无借款欲望。银行中空转的资金甚至成为经济的潜在隐患。
他说，“一旦人们对未来看法改变，银行或经济体系中的这些资金很可能成为通胀来源。因此，我反复讲中国经济正面临严重的通缩与通胀风险。当前是通缩，但如果外部条件变化，引发通胀，这种通胀也可能来势汹汹。”
最大风险在于北京的经济决策“如同碰碰车”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4年12月PPI同比下降2.3%，已连续27个月下滑。但中国官方长时间否认通缩存在，突然提出刺激消费，并大力强调通缩风险。这种政策的急转弯让外界联想到中国政府因疫情政策的突然放开。
“中国的经济决策有些像碰碰车，最高领导人的一念之差，可能使政策急转180度，”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商学院教授史鹤凌表示，“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中国的经济政策推出不是一个平稳、连续的过程，而是如碰碰车一般，碰到哪是哪。这是中国经济的重大风险。”
史教授提到，要真正使中国经济摆脱低迷，需建立稳定的发展模式，减少政府干预，回归“国退民进”，为民营企业提供不可逆转的保障措施，以增强民营企业和消费信心。
他说，“在经济学中，这有办法实现，关键在于政府是否愿意。如果政府不想这样，自然不会采取这些措施。”
(内文照片来自GOOGLE)
